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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处置与重建:美国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及启示

    伴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和经济结构调整,银行信用风险逐步显现,利润增长也逐步放缓。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虽仍然可控,但已创下2009年以来新高。如何恰当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效激活银行活力成为拷问中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和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严峻挑战,也成为关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基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收借鉴美国在此领域比较成熟的做法,对我国具有一定价值。  一、不良资产集中处置模式:  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设立RTC  美国是金融体系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频繁遭受金融危机侵袭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废除Q条例,实现利率市场化,储贷协会由于存贷利率严重倒挂、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积聚大量不良资产,超过1000家储贷协会在亏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走向破产。为了重建金融体系信心,高效处置这些不良资产,1989年美国颁布《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实施法案》,设立临时处置不良资产的政府机构——重组托管公司(ResolutionTrustCorporation,RTC),开创了通过特殊机构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先河。RTC起初隶属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之后独立运作,其主要职责是在破产储贷协会的资产处置中获得最大净值回报,降低持有成本,减少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冲击。经过6年多的运营,RTC基本完成其使命,于1995年底关闭,其操作实践为全球金融机构重整处置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范例。  (一)公开拍卖与暗标拍卖。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RTC灵活运用公开拍卖与暗标拍卖(SealedBidSale),成功处置大批问题资产。RTC多次利用全国贷款拍卖与地区贷款拍卖,根据贷款类型、质量、期限、地域分布等,将贷款划分为不同的组合资产池,评估预期现金流和底价,以此出售存量较多的小面额贷款。贷款销售协议事先由RTC拟定,不可协商。只有报价高于底价,拍卖才能成交。RTC还对投资者提供卖方融资,从而提高产品吸引力。另外,RTC通常采用暗盘拍卖的方式处置大型不动产资产,并按照不动产评估价格的一定比例来确定底价。初审通过或者提前支付“准入费”的潜在买家均可将其报价按照招标要求、规范格式,在特定时期内(一般为30天至60天)提交给招标人。上世纪90年代初,暗盘拍卖有效缩短了资产出售周期,非常适用于现金流出巨大或者持有成本过高的不动产项目。  (二)资产管理合同。RTC需要处置的不良资产数额非常庞大,单纯依赖内部员工难以高效开展。为此,签订资产管理合同,整合外部力量就成为RTC自成立之初就惯常使用的处置策略,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实施法案》对此也有明确要求。1991年至1993年,RTC与91家私营机构签订了199份标准资产管理与处置合同(SAMDA),资产账面价值总额高达485亿美元。SAMDA合同通常为三年期,并有两次续约期,每次可续约一年。SAMDA的合同价包括管理费、资产处置费和激励报酬三部分。在RTC全局监控的条件下,私营机构对合同约定的大部分资产有相当灵活的管理与处置权,以实现资产处置获得最大净现值的目标。  (三)资产证券化。RTC存量资产中很庞大的一部分是住房抵押贷款。1990年8月,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高达340亿美元。当时,美国房地产市场萧条,大规模出售房地产抵押贷款困难重重。RTC的做法是,巧妙利用活跃的抵押支持证券市场,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提高资产回收率。RTC将不良贷款、准不良贷款和不合格贷款等不符合传统资产证券化条件,但可产生预期现金流的信贷资产打包形成资产池,充分整合、发挥私营机构在证券交易、财务顾问以及资产受托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将地域分散和贷款种类分散的资产包进行合理划分,成功设立并发行多只资产支持证券。  (四)股权合作。引入私营投资者,共同组建合资公司是RTC资产处置中的一大创新,这种合作方式有效利用私营部门资产管理效率和技术,较传统资产出售能获得更高的资产现值。在合作中,RTC作为有限合伙人,将不良贷款、准不良贷款与不动产组成的资产池折算为股本,并负责融资安排。而股权投资者与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则需要注入现金股本,并提供资产管理服务。资产清算所得到的现金首先用来偿付债务(通常是RTC所持有的债券),随后双方会按照股权比例分享剩余受益。股权合作与资产直接销售的最明显差异在于,这种方式让RTC保留了剩余权益,可以自财产清算后在投资组合整个生命周期内获得可观收入。上世纪90年代初,RTC共创建了72个合作关系,资产账面价值高达214亿美元。  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美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迅速恶化,美国于2008年10月通过《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出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TARP),授予财政部7000亿美元资金额度,用于购买和担保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帮助金融机构重启中介职能,为经济复苏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然而,单纯处置不良资产很难让市场恢复金融稳定,奥巴马就职后将TARP调整为一揽子救助计划,实施“先救助、再处置”,具体包括银行支持计划、信贷市场计划、住房市场计划以及其他救助计划等,并配套实施投资和减税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恢复、促进就业。  (一)银行支持计划。该计划细分为资本购买计划(CPP)、定向投资计划(TIP)、资产担保计划(AGP)以及社区发展资本计划(CDCI)。目前,已经较好实现了维护银行体系稳定的总目标。截至2015年末,美国财政部通过金融机构还款和其他收入渠道总计收回2750亿美元,净回报299亿美元。财政部通过CPP对48个州707家不同规模、有生存可能的金融机构以认购优先股的形式,补充资本金,重建金融体系信心;通过TIP中救助两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认购200亿美元的优先股。2009年12月,两家机构全额还清政府在TIP中的投资。AGP计划则由财政部、美联储、FDIC共同负责,救助对象仍是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对其金融资产池提供担保并承担一定比例的潜在损失。CDCI计划则主要是对在中低收入社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银行、信用合作社补充资本金。  (二)信贷市场计划。该救助计划旨在重启信用市场,为汽车贷款、信用卡、抵押贷款以及小企业借贷等提供流动性支持,满足消费者和小企业融资需求,具体包括公私合作投资计划(PPIP)、小企业证券购买计划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三个子计划截至退出时均实现了净收益。其中,PPIP是政府引入私营资本,建立公私合作投资基金,而且政府为私人投资者提供债务融资,双方通过共担风险、分享收益机制让问题证券市场(商业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恢复市场运作。在小企业证券购买计划中,财政部对市场注入流动性,共计完成5次小企业证券收购,对17类行业提供1000余笔贷款,成功让小企业信贷规模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在TALF计划中,美联储与财政部共同参与,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并降低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小企业贷款以及其他消费和商业贷款利率,帮助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复苏。  (三)住房市场救助计划。2009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房屋价格下降近三分之一。该计划旨在帮助普通购房者保住住房,将房贷偿还压力减少至可负担水平。财政部通过住房可负担计划,投入456亿美元,帮助700多万美国人获得抵押贷款支持,避免丧失房屋赎回权;通过设立重灾基金,为18个经济受重创的州提供76亿美元,形成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救助方案,帮助当地购房者。  (四)对汽车产业和AIG的救助。奥巴马就职时,美国汽车产业摇摇欲坠。金融危机基本冻结了汽车贷款市场,汽车销售陡然下降40%。财政部对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和联合金融(原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分别提供了约510亿、125亿和172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推动三家公司实施可行性重组。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InternationalGroup,AIG)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保险服务金融机构,因持有大量违约合同面临偿付危机,其破产必然会造成金融体系和经济强烈震动。财政部与美联储联手提供1820亿美元资金,财政部认购AIG优先股,美联储提供融资支持,AIG抓住救助机遇加快业务重组处置。  (五)FDIC负责处置破产银行及其资产。对TARP无力挽救的破产银行,由FDIC对存款人偿付受保存款,负责破产机构资产清算,或者通过购买与承接交易,向稳健的金融机构出售破产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对于不良资产,FDIC综合运用批量出售、结构化贷款销售、股权合作等策略,实现不良资产的价值发现与价值提升。2008年至2012年,FDIC接管了相继倒闭的465家美国商业银行,利用多样化的处置举措,及时化解风险,切实维护金融稳定和公众信心。其中,2008至2013年,FDIC共出售破产银行小额贷款1921笔,账面价值达106亿美元。截至2013年年底,FDIC披露了35起结构化贷款销售,账面价值261.8亿美元,股权出售额为21.9亿美元。  三、内部处置不良资产:  商业银行自救  美国FDIC与RTC主要负责处置破产的存款机构,而很多正常运作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时期也会累积大量不良资产,他们常常依托自身力量,通过成立坏账银行、银行间并购、增提损失准备金、清算等方式积极开展自救,走出困境。  (一)坏账银行。所谓坏账银行,是指商业银行对资产分类,将不良贷款,缺乏流动性、高风险的问题证券,以及其他希望退出的非战略性资产等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提高投资者、交易对手对银行经营稳健性与盈利能力的信心。坏账银行的概念简单,但实际操作复杂,需要统筹考量剥离资产、组织结构、投资战略和运作模式等诸多因素,并综合评估这些因素对融资、释放资本、成本、盈利以及时间期限等方面的影响。2009年,花旗集团曾将超过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剥离给花旗控股。这一理念被很多国家政府吸收借鉴,成立国有坏账银行全盘接收国有银行的剥离资产,维护金融稳定。  (二)综合运用其他举措。商业银行了解贷款对象的财务状况和信用等级,可根据贷款违约的原因与程度,与债务人重新商定贷款条件,或减息,或延长贷款期限,或追加担保和抵押,以增加存量贷款的潜在价值,提高银行优先清偿。银行间并购也是消化不良贷款的重要途径。经营良好稳健的银行收购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的银行,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机制实现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并购后银行能发挥规模效应、协同效应,提高经营业绩,化解不良资产风险。此外,商业银行也会通过增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组建专门风险化解部门、清算等多样化举措,减少不良贷款对银行经营的冲击。  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政府曾经成功化解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危机。1999年,东方、信达、华融和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先后收购四家国有商业银行1.4万亿元不良资产,使其不良贷款率一次性下降近10个百分点。随后4家银行机构在政府推动下注资、重组、股改并上市,重新焕发生机。然而,当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与过去相比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良资产的化解与处置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关键配套措施,仅靠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现有手段已经无法满足目前需要,需要新思路与新策略。  (一)政府加强制度设计,做好协调处置和配套措施。不良资产处置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银行本身处置能力有限,政府应加大作为。在制度与规则设计方面,需完善法律、税收和会计框架,调整不良资产核销标准,加强对不良金融资产投资人的法律保护,明确对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细则,并针对目前“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等新模式及时跟进,制定相应规则。在协调处置方面,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协调银行与执法部门关系,优化不良资产法律执行环境;地方政府对于政府性债务应勇担责任,从稳定大局出发,带头偿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同时,政府做好配套,加大对不良资产处置的财政资金支持,加强对处置各环节的监督,防止资产贱卖和非法利益输送,高度重视不良资产处置中企业关停并转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做好人员安置分流补偿,出台政策培育并扶持企业转型,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升处置效率和不良资产价值。美国成功的处置经验表明,化解银行不良资产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应充分发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行业经验与专业优势,逐步增强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和竞争力,尽快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试点,加快培育和完善不良资产流转市场投资主体。探索在资产处置中撬动社会资本,引导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基金公司、金融评估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公司发挥功能优势,提升价值管理空间。研究债转股市场化运作的实施原则与条件,审慎推进。  (三)商业银行严格管控风险,多渠道防范与化解不良资产。商业银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严格做好风险管控,围绕国家经济结构调整,锁定高风险行业与客户名单,加大风险排查与预警,完善风控体系,严控新增不良贷款。灵活运用贷款重组、再融资等措施,及时化解潜在风险。创新风险处置手段,综合运用清收、核销、市场化转让等方式,提高存量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从中长期看,银行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应及时寻找利润增长新引擎,调整业务结构,发展零售业务,加速推进互联网金融战略,提升在渠道、数据与技术上的竞争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大力发展资产管理、投行等业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 不良资产投资已成少数人的盛宴

    2014年以来,随着银行基础业务(地产、非标)的低迷,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恶化,银行不良资产率不断攀升。虽然大量银行做了技术处理,但是难掩不良资产接踵而至。一些央企、省级大型国企的债务违约,和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光伏、钢贸等)的倒闭,再加上2015年下半年的股灾杠杆爆仓,更是让这一困境雪上加霜。  然而,别人的危机正是不良资产投资者的机遇。流血的巨型动物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秃鹫的来临。嗅觉灵敏的投资者已经开始纷纷布局中国不良资产投资市场。随着高盛(GoldmanSpecialSituation)、橡树资本(OaktreeCapital)等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不良资产投资市场,事实上已经表明,不良资产投资(distressedinvestment)已经成为继VC/PE之后,中国最具吸引力的细分投资领域之一。  国内目前的不良资产投资,要么是买入违约的资产,通过清收、追缴等方式提高清偿率,要么,通过买入低价购入濒临破产公司的债权,通过重组后债转股高价卖出获得巨额回报。通过这一投资策略,不良资产投资公司在过去数年中取得了数量巨大的利润。以中国信达(1359.HK)为例,其2010-2013年,税前利润都在90亿以上,而在2014年和2015年,其税前利润高达162亿和192亿!另一不良资产投资公司中国华融(2799.HK)的业绩则更加亮眼,其2013年到2015年三年,税前利润分别达到了136亿、167亿和222亿!要知道,中国最大的地产公司万科,其2015年利润总额也只有338亿。两个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利润就已经超过万科了。  传统的四大AMC(不良资产投资公司)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在不良资产投资上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依然满足不了市场巨大的需求。随着地方城商行、农商行不良的暴露,为了解决更多的不良资产问题,监管部门已经新批准设立了27家省级的AMC(不良资产投资公司)平台。这些省级AMC专注于解决一省的不良资产,其牌照的稀缺价值相当之大。  当然,在这个利润丰厚的领域,逐利的市场化资本当然不会放过。上市公司利润浙江东方、陕国投A在过去一年均纷纷公告大力投入不良资产行业。一些市场化的基金,例如鼎晖旗下的鼎一投资(DCLInvestments),也宣布募集了数十亿资金进入不良资产投资市场。  根据中金公司(CICC)的估计,这一轮经济周期的潜在坏账规模可能在9.9-13.4万亿,对应潜在坏账率9.1%-12.3%。目前坏账确认规模估值约5.2万亿,相当于潜在坏账规模的39%-52%。  巴菲特最为推崇的投资人,即《投资最重要的事》作者霍华德·马克思(全球最大的不良资产投资公司橡树资本(OaktreeCapital)的董事长及创始合伙人),曾经表示,投资的重点是要把握周期。这一轮经济周期,是否触底目前依然未可知。在这种情况下,谨慎、重视现金流、具备安全边际的不良资产投资必然成为各路资本争夺的焦点。但是,这一市场绝不会发生类似“全民PE”的局面。  不良资产投资是一个信息极其不对称的市场,它的进入门槛极高。新进的投资者没有经验很容易陷入债务泥潭而无法自拔。此外,不良资产投资对处置的能力要求很高。它和股权投资不同,股权投资一旦企业IPO即可在二级市场出售,不良资产需要通过各种重组、剥离、司法行为等进行处置,对专业能力的要求极高。一般投资者(尤其是高净值个人、机构投资者)不应该自己行动,而应该首先选择和市场上领先的不良资产投资机构进行合作,共同分享这一掘金盛宴。

  • 化解不良贷款需“洪荒之力”

    月中旬,银监会公布二季度主要监管指标数据,称银行业利润增长有所趋缓,信贷资产质量总体可控。  银监会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环比增加452亿元,较一季度末的1177亿元有所减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与上季末持平。也就是说,今年二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余额,并没有像以往季度一样“双升”。  但众所周知,当下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不良贷款不断攀升,资产质量形势严峻——2011年三季度,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078亿元,为十多年来最低点,之后逐季攀升且2014年以来增速加快。到201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已连续18个季度上升,余额高达13921亿元,不到五年时间增长了3.4倍。并且,即使在信贷总量激增的情况下,不良贷款率也从0.90%升至1.75%,增长了近一倍。  就此而言,二季度没有“双升”固然有积极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银行资产质量迎来拐点。银行业防范风险、降低不良的压力仍然很大。  不良贷款形势不容小觑  上半年,在我国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推动下,宏观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的态势,GDP同比增速达6.7%,在合理区间稳定运行,这有助于防范银行业信用风险继续扩大。同时,商业银行面对严峻形势加强了全面风险管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信贷规模也增长较快,使得不良贷款率保持稳定。  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却值得更深入地分析。  从动机而言,企业、政府和银行都可能在账面上“降低”不良贷款:  一是部分企业采取借新还旧、“搭桥”等手段掩盖经营情况不佳的现实,甚至还可能要求银行调高贷款级态;二是地方政府对涉及风险事项的企业,往往要求银行实行“三不”(不抽贷、不提高条件和不调级);三是少数银行迫于考核压力,或会人为地将不良贷款强压下来,采取从表内调整到表外等手段。因此可以看到,近年来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的增速同样较快,从2014年末的2.1万亿元增长至今年二季度末的3.3万亿元。  银行业有一句谚语:多数不良贷款都是在好光景时贷出去的。因而面对现状,形势严峻。  风险或将进一步恶化  综合来看,影响银行业资产质量的诸多内外因素,目前仍然不被看好。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依然面临压力。尽管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有趋稳迹象,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我国经济增速或在今年实现6.6%,明年放缓至6.2%,2018年以后温和下降至6.0%,此后还可能进一步平缓下降。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比例远高于直接融资,企业融资超过70%来自银行体系,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作为典型的亲周期行业,我国商业银行不可能独善其身。  其次,滋生不良贷款的环境并未根本改善。我国较长时期以来处于信贷密集性经济增长模式,由此产生的存量债务积压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财务上缺乏硬约束机制,企业规模扩张时,很少考虑资金成本与还贷能力,这为不良贷款的产生埋下伏笔。本世纪初,我国银行业有过一次大量剥离不良贷款的经历,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为国有企业改革埋单。而这些年,随着强刺激政策退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和成本,又再次体现为了大量的不良贷款。  再次,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的政策有待优化。目前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受到政策制约较多,财税政策有待完善,银行自主权不够,核销不良贷款所需法律要件较多,表外利息减免标准偏高。  同时,不良贷款转让受限也比较多,如不良资产必须10户以上组包批量转让,个人贷款不得批量转让等,都难以满足当下的实际需求。尽管近年来大多数省份成立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但与银行业2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总量相比,处置主体与处置能力都严重不足。  此外更须担心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经营困难的形势下,商业银行往往被当成救命稻草,被迫扛上“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东北特钢债券违约事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消极态度令人震惊。  当下,市场风险明显上升,商业银行收紧风险偏好是抵御风险、降低不良的本能反应,但却因此受到批评,从中央到地方均反复要求不能压贷、限贷、抽贷。  因此,短期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可能继续攀升,银行资产质量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从区域看,不良贷款风险将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中西部地区由于资源型行业比较集中,企业规模大,国有企业偏多,不良贷款可能要更长时间才能充分暴露。从行业看,尽管当前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率不高,但其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集中了大量信贷资金,在去库存巨大压力下,其潜在风险将进一步显现。此外,影子银行体系和银行非信贷业务的风险,也都可能逐步暴露。  洪荒之力,任重道远  当然,情况也并非十分糟糕,至少目前我国银行业风险抵补能力仍然较强。从今年二季度数据看,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贷款拨备、拨备覆盖率三大指标均比上季度有所上升。其中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25291亿元,较上季末增加924亿元。  但要真正化解不良贷款问题,除了依靠宏观经济企稳向好之外,更需要使出“洪荒之力”,坚持标本兼治:  一方面,要为银行处置不良贷款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商业银行综合运用各种处置政策和手段,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不良资产管理,并形成与资本市场联动的良性机制,不断提升处置能力,加大处置力度和进度,处理好存量不良资产。同时,商业银行要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从源头上尽量遏制新的不良贷款产生。这是治标之术,是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稳定经济增长预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硬化其预算约束。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降低对银行体系的依赖。同时严格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减少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涉。这是治本之道,是根本之法。  由此,防范和化解不良贷款,对商业银行而言不是百米短跑,而是一场颇具考验的马拉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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